这意味着，大地法理学的任务之一，就是要创造出一套新的语汇，用以描述和规定地球共同体所有成员之间的关系。
无论是正义还是尊严的价值上，学术自由必须遵循其宪法界限。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指出，七十年来联合国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广泛而深刻的挑战，它是影响从国家到每个人生活的空前绝后的危机。
其中，法治的稳预期功能是值得学界认真思考的问题。例如，政府鼓励或者要求大家待在家，但是每个人的住房条件是不一样的，甚至有些人是没有住房的，那么如何保障他们体面的生活？面对疫情的时候，由于社会的不平等，经济能力的不平等，不同地区的不平等，使不平等现象更加凸显。把社会正义作为国家发展的基本目标，是由国家发展的历史特点所决定的。不仅表现在2019年冠状病毒，还反映在气候、网络空间的违法行为、核扩散的风险，在社会凝聚力方面存在着不平等所造成的影响。我们要认真地对待宪法，认真地对待社会正义。
通过对两次世界大战的深刻反思，人们更加珍惜人的尊严的价值。可以说，魏玛宪法是第一代人权向第二代人权转变的分水岭，体现了新型的权利观，对其他国家宪法体系的转变与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一般来说，经过权威机关签署公布的文本就应当是标准文本， 标准文本应当与签署文本相同。
在有些情况下，同一个法律规范需要用不同的语言来表达，也有造成文本的不惟一性和文本的准确性方面的问题，为此，就需要规定在发生歧义时其中某一个文本为标准文本，比如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律文本体系中，英语曾是惟一的官方语文，香港回归以后，汉语成为另一官方语文，出现了双语法律的实行和应用的文本体系。一般来讲，有以下几个种形式： 1.草案文本 草案文本是指立法机关对已列入议事日程的法律议案进行正式的审查和讨论，在此过程形成的供立法机关进行审议的文本，也可称为审议文本。这种解释模式的缺陷在我们法治国家建设的过程中应当引起足够警惕和反思。这种公布是一种社会公布，也是一种商业市场行为，在网络条件下，自媒体比较发达，会越来越普遍。
比如，根据我国立法法的规定，列入常务委员会会议议程的法律案，应当在常务委员会会议后将法律草案及其起草、修改的说明等向社会公布，征求意见。如果那样，这个社会就不能称为法律至上，而是立法者至上。
对于文本中存在的问题，可以对文本进行修改，也可以通过解释来解决。[3]习近平：《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六讲》，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202页。狭义上讲的文本的表现形式就是指条文的集合。一般来说，一旦经过表决，立法意志就已经形成，无论签署公布权是实的，还是虚的，都不能改变文本本身，签署文本与表决文本应该一致的，签署机关至多只能行使否决权，退回立法机关，由立法机关重新形成立法意志。
[11]【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199页。总的来说，草案文本就是用来审议的，其对外公布是用来征求意见的，本身没有法律效力，可以根据收集到的意见的情况进行修改和完善。除了修改外，保持文本清晰和严谨的最经常的办法是法律解释[9]。[22] 参见罗承宗：《将错就错的总统？ ──再访总统拒绝公布法律权》，载《台灣法學雜誌》2009年，第137期。
也就是说，文本公布后，相应的法律就可以生效了，除非法律本身另行规定了生效的时间。由于上述两个时间差之间的文本需要修改的问题有细微的差别，需要区分不同情况，分别探讨。
那么如果在国家主席签署前，发现法律文本存在问题的，此时属于签署文本阶段，应当由立法机关自行撤回勘误处理或修改后按表决文本重新表决处理。法律被修改的，应当公布新的法律文本。
一般来说，在标准文本公布之前，仅仅涉及一般性的文字的勘误是可行的，但涉及对法条意思的修改则是不可以的。法律条文是法律规范的主要载体，一个规范可能体现在多个条文中，而同一个文本中也可能包含多个性质不同的规范，比如这次的民法典，它不仅包含着民事法律规范，还包含着许多行政法律规范。具体说，文本公布的意义主要表现以下三个层面：（1）使守法者知晓文本。[20] 参见董潘舆：《日本的立法机关与法律的公布》，载《日本学论坛》2000年第2期。4.标准文本 标准文本的公布有严格的法定要求的，刊宪后才能正式有效。从宪法上述规定看，只要经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通过的，国家主席就必须签署公布，而且公布的文本只能是经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通过并经过主席签署的那个文本。
[10] 参见立法法第五十九条规定，法律的修改和废止程序，适用本章的有关规定。国务院的行政法规，一律刊登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上。
（一）公布是文本具有相应效力的形式要件 1.公布对于文本效力形成的意义 法治，首先是要认真对待法律的文本。[8]【英】哈特：《法律的概念》（第二版），许家馨、李冠宜译，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86页。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首先应该重视法律文本的建设，在某种意义上讲，我国民法典的出台的重要意义也在于此。之所以可以由中国人大网以及在全国范围内发行的报纸刊载，主要考虑到网络和全国发行的报刊更为迅速快捷，影响广泛，方便社会民众及时了解该法律。
[18]法的公布时间与法的生效时间是两回事。在常务委员会公报上刊登的法律文本为标准文本。这样在立法程序上可以确保立法者意志和法律公布的严肃性。作者简介：夏正林，法学博士，华南理工大学法学院教授。
将草案文本向社会公布的主要目的是用来听取社会的意见。需要强调的是法律公布不是法律宣传，这虽然是一项市场行为，但会损害立法机关的权威，也需要严格加以规范，必须要等权威机关签署公布后才能发布。
一旦立法机关以绝对多数再次形成文本，签署机关则必须签署公布。所谓惟一，是指在实践中运行的文本有且只能有一个。
[24]参见宪法第八十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决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决定，公布法律。[14]［日］穗积陈重：《法律进化论》，黄遵三、萨孟武等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64、165页。
关于法律修改，哈特在《法律的概念》书中的提到，对于初级规则体制之静态特质，我们将引进所谓的变更规则来加以补救。根据《宪法》和《立法法》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通过的法律由国家主席签署主席令予以公布。叙述意义上的法律规则，是以对某些条件赋予某些后果的假设性判断。[19]参见[日]宫泽俊义：《日本国宪法》(释义)，日本评论社1955年版，第83页。
法律的公布不仅仅是为了让社会普通民众了解法律，便于遵守法律，更是对立法者的限制。无论是虚的公布，还是互相制约的实的公布权，当立法者与公布者分开时，就可能造成文本的不同一。
2.媒体公布与权威机关公布 在实践中，往往有一些社会媒体或出版单位在立法机关表决通过条文后，立即就向社会公布发行文本。这标明中国已在根本上实现从无法可依到有法可依的历史性转变，各项事业发展步入法制化轨道。
[20]上述定义以法的生效为界来认定新法有无溯及力是恰当和科学的。立法者通过文本形成规范体系，向社会传递被确认为正当的价值，反过来讲，人们通过文本，了解立法者意图，及其应当遵守的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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